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洪黎的政治理念与语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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洪黎的政治理念可以归为三条:法治优先于民主,秩序优先于恐怖,选贤任能优先于世袭。他不把自己归入任何一类现成意识形态,而是以“消灭犯罪”为自己的终身事业,并坦承为此可以付出代价。以下为其理念的系统整理与语录汇录。

一、以法治为纲。 他反复申说北沙最需要的是法治。对西娜的创伤叙述,他的判断是“这和弱肉强食无关,这正是法治缺位的表现。如果要阻止更多人受到这样的伤害,必须建立强有力的法治保护每一个公民”。他对《统领指导下的民主》的批评也落在同一处:“没有民主就不要裱糊民主,那没有用。北沙最需要的是法治,统领仍在为法治努力,我们军官同盟的存在就是证明。只不过内外敌人太多了,尤其是内部的敌人在破坏法治。只有实现了法治,才能谈民主。”他所称许的样板是新加坡:“他们的政府拒绝被意识形态影响,也不被空泛的民主束缚,努力建立了一个法治的、繁荣的国家……他们在法治上尤其有手段,他们洞悉人性的秘密,不会让任何说法成为犯罪的理由。他们会对犯罪者处以鞭刑,他们让犯罪者无处遁形。”
二、以秩序取代恐怖。 他认为恐怖统治在效益上也是错的:“恐怖不是统治的秘诀,稳定才是。如果要将民众和反对者的愤怒发酵到爆发的程度,到时再让宪兵们制造大规模流血事件,这不是统治,不是权力的彰显,而是对统领尊严的侮辱。必须建立一套严格的统治体制,控制暴力的等级,学习警局的镇压手段,采用防微杜渐的文化策略,才能实现长治久安,让民众真正地认同统领。”与之配套的是他对“多余暴力”的反对:“即便是统领的敌人,许多人也值得我尊重。尊重对手是真正的荣誉,所以除了必要的暴力之外,我不建议对对手采用任何多余的暴力,包括酷刑和恐怖。”
三、以权威换取许诺的兑现。 他的权威论与希共的“让人人抬起头来”针锋相对:“希共声称要让人人都抬起头来,我却认为要想真正实现民众的幸福和国家的富强,必须让人人都在政府的权威面前低下头来,人人畏惧和崇拜政府的权威,从而不再滋生颠覆社会的念头;政府实现人人期许的权威,用严刑峻法和高效执法来摧毁犯罪分子的野心。如今的北沙,只有人人惧怕政府权威,没有权威来实现政府对人人的许诺,这只不过是让犯罪从下往上聚集罢了。我正在努力让政府实现它所许诺的权威。”
四、以选贤任能化解新旧之争。 在内政上,他主张采用考试的制度选拔人才,将北沙“老人(原住民)”与“新人(迁入者)”的矛盾转移到考试的层面,给人们建立阶层流动的信心,缓解他们对政府的不满,从而在选贤任能的同时,也能让北沙新老矛盾消失,让北沙人“合成一个”。他对技术官僚主义有着天生好感,相信选贤任能才是治理国家的正确方式。
五、外交上的中立与独立。 他认为北沙外交的情况不能长久,必须在帝国和希共当中保持中立,逐步取消帝国租界,利用希共、帝国和光胜等势力之间的矛盾实现“北沙独立”(实质上是孤立主义)。在变革后的压力下,他选择宣布与希共合作,从而引发帝国忌惮,同时给帝国继续保持存在的机会,用帝国曾经采用的切香肠战术逐渐收回帝国在北沙的利益。他自认为是高冒早期精神的传人,认为放任帝国侵蚀等于卖国;他和帝国利益不沾边。
六、阶级立场与希共观。 他代表着宪兵队保守派,继承了宪兵队过往作为职业军队的传统(如最基本的军人荣誉),认为秩序才是一切,暴政和混沌是耻辱;他和希共的矛盾主要集中于希共要对抗既得利益者这件事本身,而不是人道主义——洪黎心中的“治理”必须优先保证宪兵队的利益。同时他又承认希共在法治上的成就:“在众多声称自己在革命的组织中,学生军是恐怖分子的温床,人民阵线在滋养不讲规矩的混混,只有希共代表法治。纠察队和特委曾经是青都武装中高效强力的象征。”他为宪兵队的过去辩护:“宪兵队是个伟大的组织,从统领接管开始就是了。统领让宪兵队彻底摆脱了那些尸位素餐、无视民生和治安、眼里只有资本增殖的财阀带来的阴影,成为青都法治的守护者。我们曾与希共的纠察队合作抵御了无数次恐怖分子的进攻。”他亦承认交恶双方都有责任:“希共本不应该是北沙的敌人,北沙政府与希共交恶,我们也要承担一部分责任。”
七、对革命与民主的定义权之争。 他的革命观是权威主义式的:“革命是好事,但革命必须在法律和权威的监督下进行。如果把民众一呼而上冲上街的行为称为革命,我认为那是对革命的侮辱。革命当然需要暴力,这种暴力应当由权威的使用者掌管,否则只会无限地滋生犯罪。纵观历史,利用革命犯罪的人从来不是少数。”他对政治犯的定义同样以行为而非思想为准:真正的罪恶是“有些人借政治的由头进行犯罪,杀人放火,绑架越货,最终颠覆政权”;“政治犯这个词本来是应该形容这些人的,应该是与政治理念有关的犯罪,而不是因为有某些政治理念所以就犯了罪。”
八、对星都战争的解释。 对于星都战争,洪黎认为北沙人可以对星都人的遭遇表示同情,但希联“自古以来就只是一个松散的同盟”,北沙理应独立,不应背负为星都人向进盟复仇的历史包袱,应当“理性”看待而不是视为国难。
九、对自身处境与忠诚的自陈。 他承认自己的选择受历史与感情支配:“人的选择不仅由他的理念决定,还由他的历史决定。理性和感情都会决定我的判断。我对统领,对宪兵队有着深厚的感情。”他把自己比作棋盘上的王:“王在棋盘上也是一枚棋子,同样会受下棋者操控。如今王不过是被恶毒的下棋者操控罢了。只要改换下棋的人,王依然是王,但王可以去往正确的方向。”他对太阳的比喻是:“你觉得太阳是正义的还是邪恶的?我想都不是。有人将民众赶去热带或极地,这让他们憎恨太阳——我致力于让民众获得温暖的家园。”他对代价的自白是:“我希望消灭世上的一切犯罪,为此我可以牺牲很多东西。然而你我应该都能认识到,在消灭犯罪的过程中,完全与罪恶无关,那是不可能的。我们不过是在用不同的方式消灭犯罪,选取不同的代价。”在事后总结中,他留下这样一段自述:“我知道此事不可为……但我必须努力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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