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冒的治理倾向与讲话模式

治理倾向的三重结构。
军事。他长期将军队中和自己起家的、忠于自己的军官单独召至地堡或者在彼处开展聚会，始终在经营自己在军队的军官势力；他把军官同盟称为“清白人”，又把政治部作为另一路直属工具。
意识形态。他发现了基层的西娜这个人才并加以提拔，与她合作设计了“三个一（一个国家，一种思想，一位领袖）”极权意识形态体系，并将文教宣各领域的意识形态管理交由宣传部与一特落实。
特务。他高度关注特务事务，尤其是特务管理意识形态和军队的部分，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政治犯调查、内部审查和军队审查上。他设计出一套极具个人特色的规定：普通犯人都需要发往偏远的北沙监狱，政治犯则关押于北沙军区的军区监狱宪特监区，由宪特管理，政治部、党卫队、一特各自抓到的政治犯由他们各自押运过来，但不具备管理权；但是政治部、党卫队、一特等部门都有权提审各自的政治犯，一旦涉及到跨部提审或者联合提审，就需要上报高冒并说明事情完整经过让高冒决定。他还规定“官员政治审查”只能由政治部进行，党卫队只能负责处理民众中的政治犯和潜在可疑分子。
政务的委托。 其他政务则逐步交给西娜和高领；教育部长文不迁后来被他委托以管理民生的重任。经济方面的体系几乎都是高领落成的——高领对北沙的经济建设做了一定贡献，按照新自由主义原则培养出了一个庞大的垄断资产阶级群体，并利用饰华宴会等手段将他们团结在自己身边。
自我形象管理。 他仅剩的其他时间被他拿来进行自我形象管理，好方便他发表公众讲话来处理大型事件。其讲话模式的固定序列是：先称一声公民，第二句向各界人士问好，紧接着就关心军中将士。这一序列与他的自我定位相合——他自陈“我高某人，只为了国家和军人的利益而行动”，“没有国家，我们什么都不是！”；他生活朴素，不贪财好色，手下大多是军事权贵；他确实希望国家富强起来，也确实真心认为北沙已经在走向富强。
在重大事件中的出场方式。 五月四日当天，高冒一声不吭地待在地堡；事后他对外宣称自己当天在为电影院大火惨案中的受害者斋戒默哀，禁止任何人打扰，所以并不知道政府门口发生的惨案。和平会议末期，高冒还是没有出现在中分山和平会议现场，甚至都没有远程联系，只是不断地公开讲话，精神上支持——实际工作全由代表团负责。在文不迁之死事件中，他并没有第一时间发表对文不迁之死的讲话。可见其“以讲话处理大型事件”的模式，在需要承担具体责任时往往转为延宕与由他人出面。
讲话与决断的关系。 他的讲话并不等于决断：在北沙大学学斗中他的判语是“要么就什么都不做，要么就什么都要做”；在宪兵队入驻一事上，他告诫高领“我们的人过去不是为了杀人，而是为了镇压叛乱”，并要求配合洪黎、西娜行事。可见其治理倾向并不表现为常态化的行政，而表现为对军事、意识形态与特务三条线的直接掌握，以及在大型事件上以讲话塑造形象、以他人承担执行后果。